在美国，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垃圾考古”，就是在垃圾填埋场地面打一个岩心下去，得到不同年代的垃圾成分，从而分析不同年代的美国人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可以说，生活垃圾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排放一直呈直线上升。垃圾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给城市发展和环境带来各种隐痛。建设部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3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累计堆存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地。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垃圾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说来，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包括厨余物、废纸张、废塑料、废织物、废玻璃、草木、灰土、砖瓦等。如今，垃圾中的灰土量减少，其他废弃物含量增大，可利用价值提高。根据北京市抽样调查显示，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厨余、果皮）占44%，废纸张、废塑料和废金属约占37%。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生活垃圾中，体积的80%、重量的17%是包装物。日益严重的浪费行为让人痛心。

　　北京市马家楼垃圾转运站青年文明号班组班长潘大晴谈起垃圾中反映的浪费问题，很激动：“我们环卫工人每天和垃圾打交道，再脏再累，也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但我们也有痛苦，那就是面对那比比皆是的浪费行为。”他说，在垃圾中，经常看到大到国家战略物资，如钢铁、煤炭、橡胶、铜、铝，小到完好的大白馒头，各种没有开封的药品；成箱成袋的米面腊肉皮蛋，以及项链、耳环、手表、手机等等，不一而足。

　　潘大晴呼吁居民们发扬“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同时，他也站在职业角度，很朴素地思考：“建立节约型社会，能否在制度上引导垃圾排放少一些浪费？垃圾处理能否更有效率？”

对策之一

健全回收体系

垃圾资源化

　　人们常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但它的前提是有能力将垃圾的潜力变为现实的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设计科学、富有效率的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废弃物回收体系基本情况是，国有物资回收体系和民间自发形成的拾荒大军并存。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介绍，北京市二环路内曾经有2000多家国营废品回收公司。但是到1996年只剩下16家，2005年只剩下2家了。而北京的拾荒大军目前已有10万人左右，每年从垃圾中拣走价值10亿元左右资源，一年帮国家节省两个亿垃圾处理费。拾荒者无疑帮助环卫部门实现了垃圾资源化，补充了人力短缺，减轻了财政负担，缓解了资源短缺，带动了就业。但是另一方面，对拾荒者的管理处于无序混乱状态，他们法制观念淡薄，对限收、禁收的物品违规收购，在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加工和利用中，出现“散、乱、差”的情况，处理不当产生二次污染，二手资源的利用率也大大降低。

　　今年6月份，在北京市刚刚通过的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尚未形成有效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废弃物的回收是个薄弱环节。这并不是北京一个城市的问题。

　　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其实是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法、美等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就体现在这个领域内。西方资源再生产业到20世纪末产值已达2500亿美元，本世纪初增加到6000亿美元。2002年，美国从事资源再生的企业有5.6万家，提供110万个就业岗位，行业规模与美国的汽车业相当。

　　那么，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如何才能建立健全呢？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会强介绍了以设计周密和运作高效而居于世界前列的德国垃圾处理体系。

　　程会强介绍说，就整个德国来讲，其垃圾处理的政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地减少垃圾的产生；二是在垃圾的产生不能避免的情况下，使垃圾在材料或能源方面能够再循环，能被最大限度地再利用；三是只有不能被再利用的垃圾才可被环保地处理。1996年，德国循环经济和垃圾法在所有的生产和消费品方面实施了这一政策。

对策之二

转变消费观念

垃圾减量化

　　北京日产垃圾1.2万吨，年产400万吨，相当于一座景山，其中89.5%填埋，其余以堆肥、焚烧等方式处理，每年消耗土地1000亩左右，不仅造成可再生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增大了人力、资金和土地的耗费。

　　常年生活在新加坡的陈鑫女士说，因为土地资源有限，新加坡政府号召公众尽可能减少垃圾。在新加坡大众化的小贩中心（类似国内的大排档），基本没有一次性筷子。从2003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推广无垃圾的概念，鼓励制造商在产品设计方面多下功夫，通过减少产品用料或多用可循环原料，达到无垃圾的目标。

　　曾经留学德国的吴先生介绍说，在德国，超市里的购物袋并非免费，而是20欧分一个。因此，居民购物大多自带袋子，大大减少了塑料袋的白色污染。2003年后，德国开始实施为饮料一次性包装支付押金的规定，也即对于矿泉水、啤酒和含碳酸的清凉饮料的玻璃、金属和塑料包装收取25欧分（容量超过1.5升的为50欧分）的押金，在退包装时返还。表面上，押金制度是为了促进顾客退还空饮料罐，以提高回收率，实际上，其用意是让德国人改掉使用一次性饮料包装的消费习惯，转向更有利于环保的可多次使用的包装。

　　对于国外的这些做法，中国致公党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给了一个专业的说法：垃圾减量化。

　　王维平认为，我国现行的垃圾对策是滞后的被动的，处理方式处于被动接收、末端处理的简单循环，即产生多少接收多少。他说，国家与其投巨资建垃圾处理场，不如搞垃圾减量，从源头治理。